<轉載獨立評論@天下>
社會住宅與公共藝術（上）大家的房子，大家一起蓋
社會住宅與公共藝術（上）大家的房子，大家一起蓋
Lucien Kroll帶領設計的La Mémé住宅。圖片來源：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在台灣，經過民間長久的努力催生，終於在2011年底公告了《住宅法》，並於2017年初完成修訂，社會住宅自此有了正式的法源依據。又為了兌現選舉承諾，六都皆啟動「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或公共住宅，且依照《文化藝術獎勵條例》第9條，應編列住宅計畫興建經費之1%作為公共藝術使用。亦即，在可見的未來，將有龐大的預算用於社會住宅的公共藝術執行。
若循過往台灣公共藝術的制式操作，先考慮放個永久性的「物件」陳設，再舉辦一些參與式「活動」（如導覽解說、開幕、送紀念品、講座、小工作坊等），民眾好像蜻蜓點水參與了藝術，社會住宅本身的社會性反而很容易被無關痛癢的活動消費，也失去利用創造性過程，讓藝術家與未來入住居民或周邊社區對話的機會。
為避免與真實社會狀態脫節的雕塑物件不斷植入社會住宅，投身社會（social engagement）的藝術，當是回應當下台灣社宅公共藝術命題的關鍵方略。
▋社會住宅必定成為都市之瘤？
現代主義建築最戲劇性的時刻，莫過於1972年美國聖路易市普魯伊特－伊戈 （Pruitt-Igoe）社會住宅被宣告無救而遭瞬間炸滅的剎那。這片住宅曾經是建築師山崎實的驕傲，其崩毀被評論家Charles Jencks指稱為「現代建築死亡之日」，也是許多大規模公共住宅計畫被標籤化為都市之瘤的經典事件，甚至預告了都市更新所將面臨的都市與社會問題。
一般對於現代主義集合住宅的批評，常指向其千篇一律如居住機器的外觀，但從規劃的角度來看，被汽車道路和嚴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隔離的大型住宅街廓，更是讓居住環境人味盡失的主因。
當社會住宅的入住條件鎖定社會經濟階層較低的社群，一旦無法有效管理，年限一久，環境品質日趨低落，嚴重者甚至被視為治安死角和犯罪溫床，空間隔離進而淪為社會隔離。諸多社會住宅的空間爭議，順勢導向一種發問：究竟是建築設計問題，或是社會問題？
但這種分析方式一方面忽略了真實的個別居住經驗[1]，另方面擺盪於形式問題與社會問題的兩極，缺乏對公共住宅營造過程與日常運作機制的探究，反而漠視了入住者的能動性及社區自主管理的潛能。以量為前提、欠缺住宅法人制度的公共住宅設計，並不看重入住者參與規劃及管理維護的機會，以致居民大多成為「被管理」的客體，難以自我組織協力，也無法爭取個別或集體的居住權益，遑論介入公共環境的營運。
Pruitt-Igoe公共住宅被炸毀的剎那。圖片來源：PoliticoNewYork
英雄式的建築設計態度不只屢見於公共住宅，在大規模的地產開發與集合住宅也是常態。資深的比利時建築師Lucien Kroll是其中異數。Kroll認為：「建築師是創意過程與社會動能的媒介，他們因此應使建築知識普及，以將人際關係傳譯到適當的空間。」
他建築設計最核心的價值，就是未來使用者的直接參與。從設計發展到施工營造，居民深度涉入建築的生產，創造了一種被稱為「民主建築」（democratic architecture）的典範。這樣的建築也因此較耗時，且擺脫現代主義建築均質、標準化的量體，漸進「長」出一種有機、差異、且關注社會生活的形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比利時魯汶大學醫學院被暱稱為la Mémé的宿舍。
在接下來的幾年間，Kroll帶領學生和入住家庭，從密集動手做模型討論設計開始，以開放的架構讓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居民拼組出另類「形隨機能」的集合住宅原型，甚至參與現場施工的營造，打開基地的邊界，邀請鄰近的居民共同創造更融滲的空間關係和社會想像。
La Mémé完工至今超過40年，住宅本身仍像一座兼具構築細節和生活感的都市村落般耐用耐看。Kroll尊重現代主義的社會改革理想，卻以漸進（incremental）的取徑取代獨斷式一次到位的設計營造，呼應1960年代藝術運動的激進主張，讓建築投身社會，成為一種「過程藝術」（process art）。
過程藝術的「作品」不只是一種藝術的形式，更強調藝術行為及生產過程不可迴避的社會性及公共性，顛覆一般對美術館和藝廊「永久性」藝術作品的美學耽溺。Kroll認為，一個新的藝術形式，誕生於社區問題的解答過程，而非對純藝術的沉迷。這種視建築為過程藝術而產生的公共藝術，其實是住宅計畫最需要的藝術土壤，也是社區自我培力的養分。
但當建築與公共藝術被機構分開或專業分工了，社宅成為現代化契約下的建築師作品，公共藝術則被矮化，依賴建築的部分預算進場，卻與住宅鄰里毫無對話與交集，自然也就難以滋生認同。
La Mémé住宅當年群眾參與的紀錄。圖片來源：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民眾參與」原是公共藝術與一般藝廊／美術館藝術最關鍵的差異。後者當然也可將參與視為藝術的核心價值[2]，但公共藝術更積極地將參與計畫視為必要程序，明示藝術作品必須與所屬地域及社會環境產生互動。只是，參與計畫本身應該與創作互為表裡，而非聊備一格的標書要求，或與作品生產脫鉤的「活動」。
台灣社會住宅經常被幾種空間議題纏繞，從建築設計營造的質與量、住宅法人及日常維護管理的匱乏、公共空間的挪用、社會弱勢家戶的集中等，導致在公宅政策和規劃階段，「鄰避」的刻板印象如影隨行。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創作者必須跳脫藝術至上的認知及以造型美學感化人心的教條，揚棄藝術作為救世主的身段，作好投身社會的準備，讓民間的參與能量與藝術創作相互激盪，召喚藝術的公共性。
「投身社會的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自1970年代就伴隨風起雲湧的公民運動，動態地定義公共藝術的社會實踐。Suzanne Lacy所謂的「新類型公共藝術」（new genre public art），指的就是為某些「與認同政治及社會行動連接的多元觀眾」所量身創作的一種「投身社會、互動性的藝術」，且在維續美學價值的原則下，特別強調邊緣社群的培力過程。
但這並非窄化藝術為服務社會的工具。藝術本身的自主性、批判性、創作與表現的取徑，都潛伏著不可預期的發展過程、以及藝術與社會間交互詰問對話的作用。無論使用「參與性藝術」、「協力性藝術」、「對話性藝術」、「集體藝術實踐」，甚至「關係美學」、「邊界藝術」……等詞彙，都是為了刺激藝術家勇於跨越創作界線，將投身社會的歷程視為養分。
社會住宅的公共藝術資源，無疑正是兼容新類型公共藝術實踐與實驗的重要籌碼。而從居民的角度，每日生活的住宅環境，也因此延展出與藝術家分享經驗與故事的共學場域。
2017/08/06
[1] 如紀錄片《The Pruitt-Igoe Myth》關於原居者的訪談。
[2] 如第14屆台新藝術獎得獎作品「李明維與他的關係」，就直接標榜為「參與的藝術」。
（下篇請見：社會住宅與公共藝術（下）──走下廟堂的藝術，原來這麼令人驚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