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運─無殼蝸牛，捲土重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夏鑄九，2014年8月，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名譽教授，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理事長
戰後的台灣都市化過程與都市問題的形成是台灣特殊的經濟發展模型的平行產物。1970年代納入新國際分工中的外銷剩餘，在島內的房地產市場中逐利，其實暴露了國家長期忽視都市土地政策與都市政策，包括房地稅制的缺點。台灣，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工出口貿易才是國家真正關心的政策，不是都市與區域政策，也不是住宅政策。台灣在工業化過程中取得了經濟成長，然而，勞動者卻未能享有制度化的財富。非正式經濟的活力、彈性與網絡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都市非正式部門所提供的各項服務，成為台灣經濟保持在世界市場中競爭的主要機制之一。
國家的住宅政策，一則因為龐大的非正式化勞動關係使人們沒有物質條件經由高薪資在市場中解決住宅服務，二則也無法使人們有能力來組織他們自己，形成政治壓力而得到公部門提供的住宅服務。所以，這種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特殊性，以及，住宅作為一種昂貴商品且建造於土地上的特殊性，在反共冷戰以海峽區隔的國際形勢所結構的國家與社會的歷史關係下，住宅問題缺乏形成立即的政治與社會危機的條件，於是，台灣戰後的住宅政策從來就不曾受到像“唯二”的發展中國家，新加坡與香港，那種程度對公共房屋政策的重視。也因此，都市集體消費的消費不足日趨嚴重，住宅，又是其中最需政府長期細膩政策干預才能應付的一支，其結局可想而知。
在住宅市場中，有土斯有財的傳統價值觀，就在這樣的條件下，“成為屋奴”就變成小市民們不可承受的重擔。蔣經國時代曾經想推動住宅政策，推動沒有多久就因國際經濟上的一點波折，政府財政壓力增大，政策立刻煞車，如台北的大安國宅、成功國宅等，拍賣了事。這種國民住宅大拍賣，什麼人都可以購買，是失敗的經驗，並不是社會住宅的政策。
終於，在80年代末房價一再狂飆，使得住宅運動的社會行動者們，把握歷史的機會，超過了早期台灣政治運動習慣的悲情訴求，一躍站上對抗國家對都市與工業化社會控制的最前線。都市運動之崛起本是1960到1970年代歐美社會的都市現實，1989年的無住屋運動竟然成為台灣社會早起的市民運動之一。當然，也因政治條件的歷史限制，技術官僚也無能回應，當時的國家粗暴的壓制作為，讓早起的市民社會極其失望，剩下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與崔媽媽租屋服務基金會在都市戰場上繼續奮戰，這是1990年留下的暫時的逗點。
到了政治民主化之後2010年五都選舉之際，台灣都會區的住宅問題終於因為高房價而引爆為重大的都市問題與民怨之首。這是全球化年代的社會結構兩極化，都會區中的空間片斷化與社會排除結果，表現為高學歷、年輕、卻高失業率。終於，主要要求針對居住而非產權的社會住宅，成為國家（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必須面對的首要課題，聯合起來的民間團體如社會住宅聯盟，也整理了各國社會住宅經驗的總結，尤其是荷蘭的教訓與經驗，具體提出出租住宅為主、階級混居、地方政府主動支援由非營利團體推動執行的具體建議，最後就只差政府政策與執行的政治意志而已。然而在選舉之後，社會住宅是否真正轉化為國家當真的住宅政策？審視國家政策與執行的意志，是否投入足夠的資源，以及，執行社會住宅政策的行動者，即，非營利團體何在？原來，掌握權力的台灣政治人物只在意選票，對住宅其實無感，沒有立錐之痛，他們心中的價值觀主要被新自由主義支配性價值所盤據，相信住宅市場萬能，私人所有權是第一信條，受土地資本與房地產資本的價值所左右，更迷信都市更新，撩撥都市小地主小房主們的一點貪婪之心換取選票。台灣的兩個主要政黨，在這個意義上都是極右派政黨，台灣，竟是美國茶黨心目中的理想國。住宅政策口惠而實不至，以合宜住宅賤賣土地偷龍換鳳替代以承租為主的社會住宅，可謂執行無方，國家機器政策空轉，市民對社會住宅的期望再度落空。難怪無住屋運動的象徵人物李幸長說：“假統假獨是國、民兩政黨的死穴，居住正義是兩黨的罩門。”
現在，2014年底逢九合一選舉，緊接著就是2016年總統大選，而今年正好是無住屋運動廿五週年，住宅問題適時再度浮出水面。已經經歷過政治打壓、政策敷衍與國家政策空轉的教訓，這一次捲土重來的“市民之怒”，星星之火，是否可以燎原？這次的運動反省四年前以至於廿五年前的教訓，以巢為名，連結台灣市民社會各方面的力量，選擇在10月4日這一夜，聯合國世界人居日前的週末，夜宿帝寶，傾巢而出，成就“巢”運。巢運提出五大改革訴求：一、居住人權入憲，終結強拆迫遷；二、改革房產稅制，實價登錄，房地合一，實價課稅，杜絕投機炒作；三、檢討公地法令，停建合宜住宅；四、成立住宅法人，廣建社宅達5%；五、制訂租賃專法，擴大租屋市場。簡言之，以稅制改革、停止不當處置公有地停建合宜住宅、成立住宅法人推動社會住宅、健全租賃市場，全面實現居住正義。
一點英國的歷史經驗提醒台灣的當政者。昔日二戰結束時，工黨之所以能夠擊敗保守黨，迫使領導英國贏得大戰的英雄邱吉爾讓出政權而執政的關鍵，就在於召喚英國人民的集體記憶，一戰時為房地產炒作所苦的格拉斯哥的家庭婦女與在工廠裡感同身受的戰時女工發起的大罷工，換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國家政策對住宅市場的成功干預，提出住宅與新鎮計劃引領國土轉化的新視野，建構出福利國家社會歷史性計劃的核心。沒有人期待台灣適合全盤移植戰後英國的經驗，但是，住宅政策的政治意涵卻值得體醒，國家機器不能是土地資本為核心的金權權力集團的利益表現，台灣真正需要能為這塊土地上的居民“安居”的政治主張。
(刊登於：8/26天下：獨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