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秋元 2009/10/26
台灣的住房問題不僅是私人居住的問題，更牽動社會問題中的核心價值。政府提出整體住宅政策的立意雖好且有其必要性，但整體來說似乎仍無法解決小市民最切身之痛。
此間根本的問題是：我們認為「住房議題」的討論應屬公領域或私領域的範疇？甚或是專屬於少數、弱勢族群的問題？與這樣的討論脩關的並非政策面周全與否等專業問題，而是反映出一個非常根本的「生存」問題—「我們如何看待基本人權中對於『住』的保障性與公正性」？
當住房開始被當作投機與投資的商品，人的基本權利就成為在商品買賣中無足輕重的犧牲品，因為土地與住房商品投機門檻太高，勢必導致貧富差距無以跨越的鴻溝 ; 且將整體住宅政策鎖定在低收入與弱勢族群，也悖離了「以住宅達成社群融合」的初衷。
反觀歐洲福利國家荷蘭的住房發展，有一些價值問題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鏡--對於人基本生存的價值觀、對於土地的價值觀，以及對於整體價值觀的問題。
荷蘭有一個悠久的傳統，人們堅信「未來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由社會創造和影響」。為防水患，土地的開墾作為社會共同努力的成就，導致了荷蘭對土地、土地利用、土地私有應考量以滿足公眾利益為原則的特殊態度。荷蘭的規劃傳統更是基於「土地所有權應服務於社會義務」這一認識。相應於私人權利被要求作出很大的讓步，公共規劃則被賦予相當的優勢地位。也因此，荷蘭人在規劃方法和規劃手段的發展上起到了先驅作用。
早在1901年，荷蘭議會就通過了「住房法案」（woningwet），規定了「享有住房是所有人的權利，而提供住房是社會的責任」。住房法案不僅在國家的層面上建立了「社會住宅」體系，且奠定了現代城市規劃的基礎。從那之後，所有人口超過一萬人的地方政府被要求必須為城市擴張制定「擴展規劃」（uitbreidingsplannen），並確保任何建設許可基於此規劃。在地方發展規劃中，這一社會責任由土地法規和建設政策提供的一系列干涉手段所補充。例如，市政當局被賦予權力促使房屋所有者维護和修復他們的住房，宣告不適合居住的房屋以及拆毀荒廢的建築。此外，為確保房屋得到恰當維護，另有兩種主要的地方規劃手段以「建築禁令」和「空屋徵用」的形式被採用。
從本質而言，荷蘭住房法案的指導方針雖歷經近一世紀的政治與全球變化，但主要城市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的擴張與規劃都是立基於「提供住房是公共責任」這一原則 。最有名的例子是1935年由科尼斯·范·伊斯特倫（Cornelis van Eesteren）領導制定的阿姆斯特丹總體擴展規劃 (Algemeen Uitbreidingsplan - AUP)，它對阿姆斯特丹發展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重建住房市場的概念被提出。在下個十年中，制定規劃主要是為了新城和大規模郊區住宅的發展。到了七十年代，城市更新開始受到重视，其中居民参與和將大量老城區的私人出租住宅轉化為社會（公租）住宅的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些長期持續的規劃干預作用下，使得今天的荷蘭城市展現出一些與任何類似國家城市不同的特點。
審視台灣五十年來的各項進步，我們的住宅環境卻始終不堪回顧、令人感慨。當小老百姓必須以50%以上月收入支付房貸卻生活在品質難堪的環境之中，我們不可能期待高的市民快樂指數，更別提有餘力去學習城市美學或是謙恭有禮的社會。因為我們面對的是「生存」層次的問題，因為住房成為商品而連帶將土地炒作為難以撼動的投機行為，導致住房擁有者難有餘力去維持與維修住房品質，相對地影響生活品質與城市風貌。而對於無擁有住房能力者，每日面對的生存問題將不斷的衍生出更多的社會問題。最關鍵與無以跨越的核心問題還在於權力核心的既得利益者，大概少有人會有感社會公義而願意支持住房改革。
所以說住房問題是私人問題還是社會問題？這個迷思若不能理清，政府長期所乎視的將不再是少數私人的問題， 而是修關生存公正與不能免責的社會問題。但是， 一般老百姓不應自困愁城，因為台灣經驗並不是唯一經驗，如果福利國家可以達成，試問我們有意願、有魄力，願意朝住房改革繼續邁進，就算它的影響將挑戰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私人利益？也許，這才是我們最需要捫心自問的根本問題。
（本文作者為國際城市論壇執行長 (IFoU)、荷蘭台夫特科技大學建築學院講師、荷蘭註冊城市規劃師 ）
